中國制造2025和一帶一路的概念提出時間接近，前者是與工業互聯網、工業4.0等制造業相關概念相匹配，后者則是中國對外政策，兩年多來，中國制造2025和一帶一路都在實操層面取得不錯的成績，但是面臨的問題也愈發棘手，表現為工業經濟增速放緩、國際合作項目“呼聲大雨點小”，如果將中國制造2025+一帶一路后，是否能起到1+1>2的效果呢？

一帶一路的國家，工業增加值普遍不高，大部分處于工業化初、中期階段；從制造業層次來看，以一般加工制造業為主。

因此，中國與一帶一路的國家進行國際產能合作的需求較大，核心需求主要在三個方面，即加速工業化進程、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吸引技術投資與擴大雙邊貿易。

一帶一路的大多數國家希望與中國進行產業對接，加速自身工業化進程，提升工業制造業核心競爭力。這是由于這些國家工業化發展起步較晚，在工業發展進程中，缺乏足夠的資金、科學的產業政策、先進的技術與經驗等關鍵環節，進而影響其工業特別是制造業核心競爭力的提升。而中國近些年經濟高速發展，用地、用工成本上升以及國內產能過剩等因素影響，國內部分優勢產能，如紡織、服裝、鋼鐵、電子信息等領域需要進行轉移，這樣使得雙方進行優勢互補的可能性大增。

 在一帶一路的推行中，中國與其他國家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是一帶一路概念推行的一大契機，在這些國家推進基礎設施建設時，又對中國過剩優質產能走出去提供了較大市場。

另外，技術投資與貿易合作也是中國與其他國家開展產能合作的一大立足點。中國在機電產品、裝備、電子信息、新能源等產業方面具有先進的技術與豐富的發展經驗，在對外投資時，能夠加強區域合作的同時助力當地經濟發展。

中國結合自身產業發展現狀與優勢，重點進行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核電水電能源建設以及高鐵、高技術船舶等為代表的先進交通基礎設施和運輸裝備，通過核電等為代表的清潔能源裝備以及通信設備和服務為代表的信息通信領域走出去，在一帶一路上開展國際產能合作，促進雙方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快速發展。

據亞行2009年發布的報告資料來看，亞太地區在2010-2020年十年間將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投入8萬億美元，每年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投入約7300億美元，其中過半的資金需求來自于東南亞國家地區。這其中，交通道路建設的資金投入約占到基建資金投入的30%。近幾年，隨著國家對高鐵產業的側重與推動，中國高鐵裝備“走出去”的勢頭強勁。目前，中國高鐵裝備已經出口到歐洲、美洲、非洲及亞洲等5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一帶一路”倡議中，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交通互聯互通網絡建設為中國高鐵裝備“走出去”賦予了更大的意義。中國高鐵裝備也憑借“施工快、適應性強、性價比高”等優勢在國際市場中脫穎而出，簽訂了越來越多的建設訂單。

雖然我國高鐵裝備等基礎設施建設涉及產業走出去且發展勢頭良好，但同時也面臨著市場競爭激烈、國家認可度不高、品牌競爭力較弱、地緣政治經濟影響等困境。中國需要進一步加強國際合作，繼續完善、細化高鐵國際化標準體系，深度參與國際高鐵規劃和標準的制訂工作，想方設法突破海外標準壁壘，推動中國高速鐵路技術標準與國際接軌，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

除此之外，隨著一帶一路上其他國家新興市場移動互聯網的爆發式增長，中國與其他國家在信息通信、寬帶網絡、物聯網、網絡安全、網絡融合、信息通信設備制造等方面擁有巨大的合作空間。這一方面包括中低端通信設備等產品制造和高端信息服務業兩大類，針對中低端通信設備等產品制造方面，我國通信企業如華為、中興等企業利用部分國家勞動力、土地成本較低的優勢，積極推進產業轉移及部分技術轉移。值得注意的是，企業更應該根據東道國的市場需求，做出客觀準確的產品和市場定位，利用中低端通信設備產品快速打開東南亞國家市場。對于信息服務業來講，企業可以通過海外并購等方式，融入當地電信產業等，進而擴大影響力。

中國制造業可以利用一帶一路中這些行業優勢進行合作發展，從而增強自身實力，更快實現中國制造2025，在這個過程中，同樣需要注意頂層設計謀劃、產業園區升級、風險管控能力、國際復合型人才培養等方面，完善頂層設計，重視和提升全球產業鏈布局能力。在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大背景下，更應該立足全球視野，完善頂層路線設計，深入剖析全球產業鏈布局，整合國內企業、社會等資源，集中力量有的放矢開展國際產能合作。區分政府與企業責任，政府著重提供務實的公共服務，同時，加快絲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銀行等多邊國際金融機構的運用，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強有力的資金支持；企業著重提升自身競爭力，增強跨國跨區域管理能力，降低企業經營成本，打造海外推介品牌，提供智力支持。

關于地緣政治風險，我國應對投資國的發展規劃以及合作伙伴的選擇等進行理性分析、準確預判，充分了解對方國家相關法律條款，加強與項目東道國的戰略互信合作，合理評估國家政治風險；關于經濟風險，我國企業在選擇投資對象和投資項目前，一定要對項目前景和投資回報等作可行性分析，針對東道國實際情況選擇項目融資的方式，對于一些資金充裕的國家，可以采用東道國貸款的方式，對于產品或服務預期收入較好的發達國家或新興市場國家的項目，可以考慮BOT或BOOT等方式融資，對于一些能源和自然資源豐富但資金實力又有限的國家，可進一步探索技術投資換資源的靈活方式；關于國外輿論風險，我國應選擇與投資國的企業合資或合作、共同開發建設，打破國外對“中國的馬歇爾計劃”等說法；關于信用風險，我國應建立境外風險預警和處理突發事件應急處置機制，在投資之前做好信用風險防范的預案，組建專門的法律專家團隊，對突發事件從法律層面深入評估。

中國企業“走出去”堅持本土化策略，與東道國開展全方位合作，充分利用當地資源，熟悉東道國的經濟發展、社會風俗、文化歷史和法律體系等內容，真正地做到入鄉隨俗、落地生根的企業“走出去”。同時，應當積極參與國際標準體系的制定，諸如高鐵設備、通信設備、電力設備、航空航天等行業的國際標準體系，提升我國自身工業軟實力。